
她曾担任原中组部副部长,阻碍平反工作,1977年中央免去职务,被调回:北京二七机车厂,重新当工人。
1977年冬天,北京二七机车厂的车间里,机器声震得人耳膜嗡嗡响。
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忍不住用眼角余光扫向装配线的那个角落。
新来的女工高淑兰,正埋头拧着一颗颗螺丝,动作有些慢,但很认真。
车间主任老张给她派活时,语气有点不自然,喊了声“高师傅”,又觉得别扭,干脆啥也不叫了。
大家都认识她,十多年前,她就是这儿的装配工。
可中间那些年她去了哪儿,为啥又回来,成了全厂公开的秘密和茶余饭后最上头的谈资。
高淑兰是天津人,家里穷,从小就知道日子是苦的。
五十年代进了这间有名的“二七厂”,从学徒干起。
她肯下死力气,别人下班了,她还在工位上琢磨图纸,手上磨出的老茧又厚又硬。
在那个年代,她这样的出身和表现,就是“根正苗红”的代名词,前途一片光亮。
命运的第一次急转弯发生在1973年。
党的十大召开,三十出头的她作为工人代表进了北京城,还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这一步,大得让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傻了眼。
她能一步登天,是因为当时掌权的康生,急需从工人里挑出“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去。
很快,一纸调令,高淑兰进了无数人仰望的中枢,中央组织部。
三十四岁,她就成了副部长。
从满是油污的车间,到铺着地毯的部委大楼,这条路,她只稀里糊涂地走了几年。
在中组部,部长是郭玉峰,两人都听命于康生,按上面的意思办事。
时间转眼到了1976年秋天,“四人帮”垮台,举国欢腾。
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盼着能把过去十年颠倒是非的东西都掰正回来,特别是给那些年被整得死去活来的老干部一个交代。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申诉信像雪片般飞向北京,挤满了中组部的收发室。
还有更多老干部,拄着拐杖、带着药瓶,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想讨一个说法,求一个清白。
可掌管这扇大门的高淑兰和郭玉峰,却把门关得死死的。
他们的想法很直接。
这些案子当年都是“有文件、有批示”定下的铁案,白纸黑字,哪能说翻就翻?
翻了,以前的权威往哪搁?
一位叫舒同的老革命,拖着病体来中组部,连大门都没让进。
他想在招待所暂住,行李竟被直接扔到了街上,人家甩给他一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被挡在门外的老干部越聚越多,心里的委屈和怒火快要烧穿了屋顶。
不知是谁开的头,中组部那庄严肃穆的走廊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一张接一张,矛头直指郭玉峰和高淑兰,问他们为何顶着中央的精神不办事。
事情捂不住了,传到了上面。
叶帅、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看得清楚,中组部这个“总闸门”卡死了,全国平反这潭水就活不过来。
1977年12月,决定性的调整来了,胡耀邦同志接任中组部部长。
同时,郭玉峰被免职,高淑兰被免去副部长职务,调令上写的是,回原单位,北京二七机车厂。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池塘。
一个中央副部长,直接打回原形当工人,这信号比任何文件都清楚。
谁成了绊脚石,谁就得被搬开。
胡耀邦上任后,风气为之一新。
他让人敞开大门,亲口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定的错案,一切不实之词都要推翻!”
闸门一开,被积压多年的平反洪流汹涌而出,席卷全国。
舒同得到了公正的结论,全国数百万件冤假错案陆续沉冤得雪。
而高淑兰,在二七厂的环卫处扫过地,在厂医院支部整理过档案,在家属委员会处理过家长里短,就这样度过了她的后半生,直到退休。
她的人生轨迹,画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圆圈。
从起点被一股巨浪托上令人眩晕的顶点,又在另一股更强大的浪潮转向时,被毫不留情地拍回了最初的滩涂。
高淑兰的故事,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
她曾是一个踏实肯干的普通女工,被特定时代的洪流意外卷上了权力的滩头。
她或许真心认为自己是在“守规矩”、“按章办事”,却浑然不知,脚下的大地已经移动,人民心中衡量“规矩”的那把尺,早已变了刻度。
历史在转折处,总会果断地选择那些敢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担当者。
而将那些在换乘站死死攥着旧车票、不知所措的旅客,静静地留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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