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载配资
唐代因制瓷而形成，至宋代兴盛起来的瑶里古镇。李韵摄/光明图片
东埠老街，当年运输留下的车辙清晰可见。李韵摄/光明图片
景德镇出土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熏 李韵摄/光明图片
南宋龙窑遗址 李韵摄/光明图片
【考古中国】
景德镇是中国古代唯一一座千年窑火不衰的瓷业城市。与汝窑、钧窑等许多“昙花一现”的名窑不同，景德镇从宋代到近代天载配资，始终引领陶瓷技术潮流，甚至推动全球陶瓷产业变革。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景德镇市开展考古工作，首次以“产业链”为核心，将原料产区、燃料产区、镇区瓷业发展、道路交通网络等14处遗址串联起来，目标直指两大核心问题：一是“瓷都”如何炼成，从原料开采到全球销售，景德镇如何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二是产业如何驱动社会，制瓷业如何塑造一座城市的空间、人群与信仰？
原料和燃料供应链具有完整的产业闭环
在高岭瓷土矿遗址，考古揭露了三个历史阶段的遗存：第一阶段为清代中期露天矿脉遗址，可见花岗岩开采面；第二阶段为清代中晚期淘洗废渣形成的深达9.8米的尾砂层，印证盛采期的庞大规模；第三阶段为成组分布的晚清民国淘洗池、排沙沟、排水沟、挡土墙、晾晒场、灶台、工棚等遗存，可还原流水线式加工作坊和工人生产生活景象。
考古工作还揭开了原料开采的“行业秘密”：瑶里长明大午坑瓷石矿遗址绵延1500米，采用火烧水浇法开采；遗址出土的规整石块，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热胀冷缩采矿技术；高岭山的矿洞主要用于矿质探查，开采则采用露天“轮耕式”作业——同一矿区不同地块分阶段开采，既保证原料持续供应，又避免过度破坏生态。这与现代矿业“采复一体化”理念惊人相似。此外，东埠古村作为运输枢纽，其发展轨迹与矿业兴衰同步。清中期前，村落限于古街以东；清中后期，随矿业扩张向西拓展至河滩地，最终形成现存的依古道连矿区、沿东河通镇区的格局。
景德镇制瓷业自古依赖松木燃料，明清时期当地年均消耗窑柴达数百万担，形成“一里窑，五里焦”的产业景观。景德镇市浮梁县西南林区作为燃料的核心供应地，依托建溪水系构建起“伐木—集运—烧窑”的完整链条。《饶州府志》记载沿河居民“倚舟楫柴土之利自给”，考古调查发现的碑刻文书则进一步锁定礼芳村为历史窑柴集散中心之一。松柴经建溪支流顺流而下，通过礼芳水堰调控水流，穿越庆福桥等水上节点，最终由樟村坞、建溪两处码头转运至镇区窑场。
通过两座码头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其建筑智慧。青石砌筑的“人”字形结构包含石阶、护岸、护墙等组件，采用平竖交替砌法，增强稳定性。建溪码头不早于明晚期始建的证据，来自石阶垫层的碎砖瓦及墙基的青花瓷片，而樟村坞码头护坡墙基槽出土的粉彩瓷片，则将其建造年代指向清晚期。码头周边发现的道路、房址遗迹，印证其作为物流枢纽，兼具货物装卸、人员驻留的复合功能。这些发现与沿岸林业管理文献相互印证，完整复原了从林区采伐、水路运输到窑场供应的产业闭环。
官窑与民窑相依共生
通过对御窑厂、落马桥、观音阁遗址的系统发掘，我们较为完整地构建起景德镇自南宋至近代官民窑业相互依存的历史图景。
御窑厂遗址揭露出明清两代官窑的演变轨迹：明代早期东围墙门道、排水沟等基础设施与清代东辕门并存，首次发现的主排水沟系统印证了御窑精密的厂区规划。窑炉群遗址尤具价值——西门内侧叠压的早于宣德时期的龙缸窑、正德釉上彩炉，以及东围墙发现的永乐时期瓷泥遗迹、宣德时期落选瓷堆积，共同勾勒出御窑技术与制度的迭代图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晚期地层出土的瓷石遗存，表明在这一时期，镇区的窑场直接对瓷石原料而并非瓷泥成品进行加工，在学术上具有填空补白的意义。
落马桥遗址书写着从北宋晚期至晚清民国的民窑八百年生产史诗。在由多重院落组成、天井铺砌讲究、盖有琉璃瓷瓦的元代晚期高规格建筑基址上，发现了作坊区少见的大批精品卵白釉和青花瓷器，揭示其可能具备高端产品仓储和窑场管理的功能。从明初葫芦窑、清中期蛋形窑，到近代圆包窑的窑炉形制演变，直观展现了民窑的技术革新。从遗址西部的明代作坊群与东部清代大型原料作坊的布局，可以窥见不同时期生产重心的空间转移。沿用至近现代的墙体遗存，更揭示出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一脉传承。
观音阁窑址的发掘进一步厘清了景德镇窑业发展的时空布局。南宋至元代原生堆积的发现，将窑场历史前推三个世纪。河畔的明代中期窑业遗存，显示其扩张至昌江岸边。晚期作坊遗迹中原料区、作坊区、烘坯区的精细分工，与出土的宋元青白瓷、明代青花等多元产品相呼应，完整呈现民窑“技术突破—规模扩张—产品升级”的发展逻辑。
三大遗址展现了官窑的制度性创新与民窑的市场化演进进程，官民窑业协同发展，共同铸就了景德镇“千年窑火不熄”的产业传奇。
瓷业对城市物质空间与精神信仰的塑造
通过对詹家下弄、刘家下弄、狮子下弄三处清代街区的系统发掘，我们揭示了景德镇明清时期瓷业运输网络与城镇空间演变的深层关联。
詹家下弄发掘区揭露的清代道路、房址及沿用至近代的排水系统，配合出土的“康熙”“咸丰”等纪年款瓷器和“余庆堂”“尚友堂”等斋号款青花瓷，构建起了从清初至民国的连续年代序列。刘家下弄发现的清代大型下水道，连同周边的制瓷作坊遗存，印证了该区域作为民窑生产运输节点的特殊地位。尤为重要的是狮子下弄揭露的叠压道路，下层清晚期青砖路与上层民国红砖路保持相同走向，结合刘家下弄的道路遗迹，为我们完整复原出明代末期以来，连接落马桥窑区与昌江码头的西南—东北向运输动脉。
另一方面，通过对天后宫、清真寺、泗王庙的系统发掘，复原了景德镇瓷业社会信仰体系与全球贸易网络交织的历史图景。天后宫遗址揭露出自明隆庆开关延续至民国的五百年营建史。福建商人将妈祖信仰植入景德镇，遗址中的明清外销瓷残片，实证了瓷都通过海洋贸易参与早期全球化的进程。清真寺遗址则构建起更悠久的时空坐标，其中南宋晚期瓷业遗存将该区域的陶瓷生产前推四个世纪；御窑官搭民烧瓷器、明代藩王用器、乾隆时期礼拜殿、阿拉伯幻方瓷，以及道教用途的青花瓷，生动诠释了不同人群和信仰在瓷业社会的共生状态。泗王庙考古聚焦内河运输信仰体系，1932年南昌帮重建的庙宇结构与清中晚期道路遗存相叠压，门前昌江岸边持续使用的活动面，印证了水神信仰与码头行业的深度绑定，共同诉说着昌江水道维系瓷业命脉的往昔。
本次考古系统性揭示了景德镇自宋至清瓷业文明的完整发展链条：宋代全镇区瓷业生产格局的确立，催生了中山路以西江滩地貌的持续改变，窑业垃圾填埋层序成为千年瓷业扩张的立体年轮。明代中期至晚期、清代前期的两次产业革命推动生产体系革新——御窑技术的扩散促使制瓷工艺全面升级，专业化分工从生产环节延伸至原料加工与销售网络，为“瓷都”地位奠定技术基石。与之呼应的是多样信仰图景的展开，福建海商、西域穆斯林、南昌船帮等群体通过信仰建筑确立行业话语权，其兴衰更迭与陶瓷贸易路线变迁同频共振。这种“以瓷为媒”的信仰生态，为解读手工业城市文化提供了独特样本。
本次城市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宋代延续至清初的交通网络与排水系统遗址，复原了“因瓷成镇”的空间逻辑。以昌江为轴心的道路体系不仅是瓷土、燃料、成品的运输通道，更是景德镇城市肌理生长的骨架。清代街巷中持续使用的排水设施、沿袭改建的墙体基础，展现出传统手工业城市独特的空间韧性。昌江水道与陆地运输的协同发展，塑造了景德镇“瓷业—城市—生态”三位一体的独特发展模式。
这些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陶瓷史，也对当代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具有启示——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根植于产业、生态与人文的深度交融。
（作者：翁彦俊天载配资，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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